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,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,只會越開越大,要以“一帶一路”建設為重點,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,形成陸海內外聯動、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。擴大對外投資既是對“一帶一路”開展“五通”(政策溝通、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、資金融通、民心相通)合作的積極回應,也是深化區域經貿合作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與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選擇。

對外投資是推進

一帶一路建設的必然要求

當前,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、經濟發展階段不同、產業結構互補,這為中國擴大對外投資、深化區域分工協作提供了有利契機。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,中國已經積累了充裕的外匯儲備、較高的儲蓄率以及扎實的產業積淀,在國際市場中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。尤其是,在國內部分行業產能結構失衡、勞動力成本上升、產業轉型壓力增大,以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等多因素作用下,中國亟須放眼全球,加大對外投資力度,統籌利用國內外“兩個市場”和“兩種資源”,通過產業技術研發合作,占據全球產業鏈與價值鏈的高端位置,促進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
與此同時,“一帶一路”沿線許多國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建設滯后、產業結構不合理以及投資資金缺乏等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,迫切需要引入外部資金、短缺產品、產業技術以及管理經驗,將潛在的資源稟賦優勢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優勢,促進地區經濟結構轉型升級。這與中國外匯儲備龐大、工業體系完善、工程技術成熟以及管理經驗豐富等形成很大互補性。因此,中國擴大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投資,不僅有助于實現國際產能大合作,而且可以帶動區域道路互聯互通,推進能源資源勘探、開采以及加工合作,促進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各國的資源互補與產業融合。

對外投資促進

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共贏發展

近年來,中國不斷加大對外開放力度,積極為企業海外投資“松綁解套”,帶動中國企業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投資。2017年,中國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43.6億美元,占同期總額的12%;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實施并購62起,投資額88億美元,同比增長32.5%;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1443.2億美元,完成合同營業額855.3億美元,同比增長12.6%。隨著對外投資規模持續擴大,中國對外投資涉及的領域日漸廣泛,涵蓋采礦業、制造業、租賃和商務服務業、批發零售業等行業。盡管能源礦產是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點,但獲取技術、品牌、市場的海外投資占比正在不斷提升。2017年8月,國務院《關于進一步引導和規范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》,明確限制房地產、酒店、影城、娛樂業、體育俱樂部等境外投資,重點推進有利于“一帶一路”建設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境外投資活動,以便在有效防范對外投資風險的同時,進一步促進國際產能合作。

顯而易見,中國對外投資不是中方單贏的“獨奏曲”,而是多方共贏的“交響樂”。一方面,“一帶一路”基礎設施建設將形成鐵路、公路、航空、管道等綜合立體交通體系,改善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交通基礎設施條件,帶動區域生產要素自由流動。目前,東非鐵路網起始段的肯尼亞蒙內鐵路已經竣工通車,中老鐵路首條隧道全線貫通,中泰鐵路、匈塞鐵路、卡拉奇高速公路正在有條不紊地建設。另一方面,中國深化與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各國產業合作,建立越南龍江工業園、泰國泰中羅勇工業園、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、中國·印尼聚龍農業產業合作區、中國—白俄羅斯工業園等海外園區,有助于促進產品垂直互補、產業鏈上下游互動以及技術共同研發,帶動地區經濟發展。截至2017年底,中國企業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24個國家建立了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,入區企業達3412家,涉及加工制造、資源利用、農業產業、商貿物流、科技研發等領域。再一方面,中國對外投資增加了當地財政收入,并創造許多就業機會。2017年,在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建立的75家境外經貿合作區,給東道國上繳稅費累計22.1億美元,為當地創造20.9萬個就業崗位。 中國對外投資面臨多重挑戰

盡管中國與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存在巨大的經濟互補性與發展潛力,但由于沿線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、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,這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帶來不可低估的風險。

政治風險主要是地緣政治博弈、東道國政局動蕩等方面。“一帶一路”沿線部分國家是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焦點,一些大國為了維護自身地緣政治利益,采取各種措施阻撓中國資本介入,增大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難度。據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2017年3月發布的報告顯示,“一帶一路”國家評級為5—9級的國家占比為84%(1級風險最低,9級風險最高)。

市場風險主要是因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法律制度不完善、市場機制不健全,以及企業內部管理不科學等所產生的風險。一些中國企業由于不熟悉國外商業習慣和法律環境,往往要承擔商業經營、市場融資、匯率貶值等方面的風險。此外,中國企業海外快速擴張還存在投資目標不明確、國際化經驗缺乏、管理經驗不足以及社會責任意識缺乏等方面的問題。

文化差異及文化沖突也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不可忽略的風險。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民族成分復雜,佛教、伊斯蘭教、基督教、印度教等宗教信仰并存,增大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。加上民族分裂主義、宗教極端主義、國際恐怖主義相互滲透,局部地區武裝沖突此起彼伏,導致相應地區缺乏安全保障。

全方位構筑對外投資合作新格局

當前,中國對外投資應本著互利共贏的發展理念,通過加強政府協調與民間互動、收集對外投資信息、深化國際產能合作、完善金融服務以及加強企業自主創新,促進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各國經濟深度融合,構筑對外投資合作新格局。

第一,加強政府協調與民間互動,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。利用“一帶一路”、上海合作組織、中國—東盟“10+1”、中阿合作論壇、中非合作論壇等國際性合作組織平臺,定期舉行政府政策協商與民間互動,增進政治互信、經濟融合與人文交流,共同制定區域合作協調機制與投資保護協議,強化監管、通關、檢疫、認證等雙邊多邊合作,實現海關信息互換、監管互認、執法互助,創造貿易投資便利化條件,支持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發展,積極開展重大規劃項目對接,共同開創互利共贏與風險管控并舉的營商環境。

第二,收集對外投資信息,提升企業決策的準確性與科學性。構建以政府服務為基礎、中介機構為主導、大型企業參與的信息網絡系統,及時收集整理“一帶一路”沿線的國別特征、社會安全、產業發展以及項目風險等方面信息,建立內容充實準確的“一帶一路”跨境投資信息數據庫,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。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存在的各方面風險定期進行評估,定期予以發布警示,著力降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風險。

第三,立足區域比較優勢,促進跨國優勢產能合作。發揮中國企業在工程建設、裝備制造、資金實力等方面的比較優勢,以鐵路、公路、航空、管道和網絡等通道建設為切入點,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、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、絲路基金的平臺作用,支持帶動中國企業將優勢產能、技術輸出到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,實現區域道路互聯互通、產業梯度轉移與裝備制造業輸出,創造市場需求與就業機會,實現高質量的對外開放與對外投資。

第四,發揮金融服務功能,為企業“走出去”提供強力支持。發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、絲路基金、上合組織銀聯體等平臺作用,通過銀團貸款、轉授信等方式,為中國企業投資建設“一帶一路”提供金融支持。政策性銀行、商業銀行以及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需要不斷加強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,完善信貸、擔保、租賃、咨詢以及預警等服務,為企業“走出去”保駕護航。加強金融風險防范,建立跨境資金流動監管、金融市場監管等合作機制,推動沿線國家對跨境投資風險和危機處置的交流與合作,保障中國對外投資企業安全。

第五,加強企業自主創新,提升對外投資核心競爭力。盡管對“一帶一路”沿線國家投資受到諸多非市場因素影響,但從本質上看,企業只有在產品、技術、管理等方面占據優勢,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。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需要堅持創新驅動理念,綜合運用政策、金融、人才等多元化支持方式,加強產品研發、技術創新、市場把控、流程優化,同時切實履行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,不斷提高企業的市場認可度與占有率,將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轉化為對外投資高地,走上高質量、高效益、可持續的發展道路。